中国的行政区划以省为主体，但提起省的诞生，就不得不提元代的行省制度。
元代，是一个中国人不太爱提起的王朝。一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，存在时间不长，多数时间还隔三差五就换皇帝，且换的皇帝还名字一嘟噜串，哪个都凑不够一出戏。但是，元朝这个王朝从某种角度说，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，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元朝，开辟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的新纪元，民族融合、地方控制都前所未有的强，而且在很多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比如定都北京，比如行省制度。
形成于元代，完善于明清
行省制度，是元代开始兴起的行政模式，而元代则是向金代学来了。金建立后，仿照形成自隋唐的尚书省制度，在中央建立了尚书省。为了方便尚书省大臣出镇地方，就设立了临时机构行尚书省，掌管一方军政。参考这一做法，元朝建立后，在设立中书省为中枢机构后，又设立了行中书省管理地方。
行中书省，最初是一种临时制度，只有军事权。后来，行中书省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机构，正式成为行政区划制度，也有了民事权。元朝时，形成了不同于前代的以行省为主体的行政区划格局，主要由中书省下辖的京畿地区和10个行中书省（岭北、辽阳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云南、江浙、江西、湖广）。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，不只一个都城，故京畿地区包括河北、山东、山西及漠南部分区域，由中书省下辖，被称为腹里，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。另外，西藏地区，在那个时候就很特殊，归宣政院管理。
明清两代承袭了元朝开启的行省制度，并加以完善，逐步形成了与现代相近的区划格局。行省制度一直获得青睐，一定有理由，而这个理由就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。
犬牙交错，势力均衡
从“禹别九州”开始，中国的行政区划都依地形地势，即山河形变来划分，秦汉的“郡”、隋唐的“道”都是如此：汉代的豫章郡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；唐代的河南道，在黄河以南、淮河以北。古代交通不便，依山河形变进行行政区划，便于交流，有利于资源整合，但也给地方割据提供了便利：守住天险，易守难攻。
“元之天下，视前代所以为盛”（《元史·兵志四》），元朝的疆域超过以往任何朝代，而元统治者又是来自蒙古草原异族，很多民族，尤其是原来汉民族聚居区对蒙古人的统治并不心服口服。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，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采用了行省制，不但在权力上保障集权，也在区域划分上下了功夫，那就是打破山河形变的限制，依照犬牙交错、势力均衡的原则进行划分。而因为突破了山河形变的限制，使一些省份没了地理优势，也没了资源优势，有效地抑制了割据。但与此同时，也产生了一批与风土人情观念错位的城市和地方。
行省制度下，错位的城市和地方
陕南，尤其是汉中与安康，古称汉中，地处秦岭以南，是川中的北部门户，地理环境、人文风尚都与蜀地属于同一区域，但却被划给了陕西。汉中一带的缺失，使得川中失去了割据的天然条件。毕竟，当年，刘备攻取蜀中后，也又夺取了汉中，才算在蜀地呆安稳。
张家口，外长城的重要关口，紧接内蒙，满汉蒙民族杂居，风俗文化皆与燕赵大地风格迥异，偏向内蒙。但张家口却不能划归内蒙，因为它位于北京西北方，是拱卫京师的重要关隘，不就近管控不能放心。元朝时，张家口就隶属于中书省，而到如今呢，归属于河北省。
江南，在古代曾是一个大省，包括现在的安徽、江苏、上海，以及江西、浙江的一小点。这样的江南省实力惊人，富甲天下、钟灵毓秀：赋税占天下三分之一，科考上榜人数占天下半数之多。江南，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省。为了避免尾大不掉，清顺治年间，将江南分为江南左和江南右。到康熙年间，取安庆和徽州的首字，以“安徽”命名江南左；取江宁和苏州的首字，以“江苏”命名江南右。至此，江南省正式分治，分为安徽和江苏两省。
徐州，古称彭城，地处华北平原，有暖气、吃大葱，地理环境、人文习俗更接近北方的山东。但徐州却处在了南北要冲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号称“北国锁钥、南国门户”。占领了徐州，北可进中原，南可下江南。这么重要的徐州，被划入了江苏。因为江苏的重心在苏南，徐州的加入可以起到制衡作用。此外，徐州虽然划入江苏，但徐州的门户临沂、台儿庄却留在了山东。
康巴地区，属于青藏高原，也是藏族的聚居地，本来属于西藏。但这一地区是四川盆地进入青藏高原的必经之地，在此驻军，既可以进军青藏，又可以得到内地的补给。所以，康巴地区是内地控制西藏的重要跳板。为了实现对青藏的有效控制，清政府将康巴地区划入了四川。
行省制度，几经演变，传承到如今，在我们这个地域辽阔、民族众多的国家具有超强的生命力。如今，有些人总爱标榜伟大，动辄就“继往开来”，仿佛创造了世界。但实际上，细细思量，我们今天诸多行之有效的东西，都来源于先祖。